“国学大师”辨析
【导读】我以为,“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
作品,还要看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
金霏读书阁,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
文章”者流。
一、到底应怎么界定“国学大师”
近年来看到几所名牌
大学关于&ldquo,
精彩读书阁;国学”讲座的授课人名录,竟是一连串的“著名国学大师”,不仅瞠目结舌。“著名”不著名姑且不论,单是“国学大师”之称谓,就实在令人困惑!
明明顶多称得上“
中国史学”、“中国哲学史”和“中国
思想史”家的学者,怎么竞一
下子都变成&ldquo,
树海读书阁;国学大师”了呢,
爱看读书阁!?
“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
艺术上有很深造诣者的尊称,
树海读书阁。鉴于“很深的造诣”迄今
并没有确定的、公认的标准,所以人们尊称某些在教学科研中成绩显著、著述较丰的专家、学者为“大师”,似也无可厚非。但是,
华闻读书阁,“国学大师”的称谓,愚以为却是不宜随便称谓的。
“国学”作为中国学术
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我们也不便一一列出“百家&rdquo,
铭华读书阁;之名单,但
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
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褚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
树海读书阁,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
孔子读书阁,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
富有&ldquo,
孔子读书阁;很深的造诣”者。可我们今天所称谓的“国学大师”,有几个人符合这个标准呢?
当然,由于中国学术文化的特殊性,没有西方那样的分科,所以不论研究
历史还是研究哲学的,尤其是研究学术史、思想史的学者,对上述多数内容可能有所涉及,但毕竟各有侧重,所以即使在各自的领域再有造诣,其著述也大多相对比较单一,尤其是缺乏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
文学,
树海读书阁,和对社会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所以称这些人为&ldquo,
金霏读书阁;国学大师”,似也欠妥。况且,名单中的多数人,都在70岁上下,历经了众所周知的长达二、三十年的文化专制和禁锢,不少人还在“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的重压下,饱受磨难和坎坷,其研究和著述长期受到压制,遭受巨大损失,出现长期空白。在一个对原有的“国学大师”实行残酷专政和摧残,根本就不准出“大师”的
时代,怎么竞造就出那么多的“国学大师”呢?!要是有谁像古代学者如王夫之那样,在避难蛰居期间,偷偷地潜心著述,留下一系列国学著作,那也无妨堪称“国学大师”,可是,请对照“国学大师”名单一个个地掂量掂量,他们当中有这样的学者吗?!
张岱年
先生(1909-2004年)在2003初,面对《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
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
从张岱年先生的坦诚而简要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
当然,要是从“杀富济学”或“杀富济文”,即通过某种冠冕堂皇的方式把学者们的身价尽量抬高,以吸引
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大亨参加相关的讲座,让他们乖乖地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用于周济学术或文化建设的话,我倒是赞成的。但是,作为学者自己,应该像张岱年先
生那样,有自知之明才好。
这里显然牵涉到“大师之学”与“大师之德”问题。
二、“大师之学”与“大师之德”
所谓“大师”者,既然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那么,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而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
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的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学术文化,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这样丰富的内容,即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是多面手,是百科全书
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另外,我以为,“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也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那么,像这样缺乏“大师之德”的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的渊博和建树的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和虚一而静的心态。有道是“至人无己”。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前面提到张岱年先生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的提问时,就昭示出这样的风范。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1923-1999年),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他为人一向淡泊无争,
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
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他
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
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
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
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
精神。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季羡林先生(1911-2009年),在2006年年底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
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
总之,我认为“国学大师”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现在人们所称道“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这是仅就其学问而言。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就更成问题,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择自宋定国待版新著《国学探疑》)
【
责任编辑: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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