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冯泽芳所悟………
由冯泽芳所悟…&hellip,
铭华读书阁;
(冯泽芳:是
中国现代棉作科学主要奠基人。早年对亚洲棉的分类、遗传以及亚洲棉与美棉杂种的细胞遗传学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在划分中国棉区,鉴定与发展离核木棉,在培养棉花科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是我国杰出的农学家,中国现代棉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于1959年9月22日逝世于安阳。)
自从开始
创作《中国棉》,
先生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写完这部书,就再也不要干了,实在是太辛苦了,
精彩读书阁!
的确,自从接了创作《中国棉》这个烫手的“山芋”后,我又开始处于“疯颠”状态了。除在外面采风到处奔跑外,在家里也从来没有安生过,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写。日子又过得颠三倒四的,在我的日程表里,不分白天和
黑夜,更遑论周六周日了。
而我本人呢?今年已经跨入五十岁的行列。的确,进入五十岁的时候,我
曾经很郑重地对自己说——《五十岁的
人生,不再打折!》。而事实上,与正常人的
生活相比,我五十岁的人生不仅打折了,而且一降到底,打到一折。
到底是为什么呢,
华闻读书阁?就是因为我受那批人的影响太大了。想想他们比比自己,觉得不去为自己钟爱的事业尽一份力,就觉得愧得慌。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是一个国家级的专门研究棉花的科研单位,自1957年3月成立以来,始终有一批爱岗敬业的无私奉献者,
树海读书阁,他们在为中国棉花科技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地工作,一切从工作出发,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听从党的召唤,党叫去哪儿就去哪儿,党叫干啥就干啥。
中棉所的第一任所长冯泽芳就应该算是那批人中的一个&mdash,
爱看读书阁;—第一个。
因为近段正在写冯泽芳,由他的事迹我想了很多,也悟出了很多。
冯泽芳受命任中国棉花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是1957年,那年冯泽芳已经58周岁了,早已经过了“人过四十天过午&rdquo,
树海读书阁;的年龄,若换了一般人也就剩下含贻弄孙了。不仅如此,
树海读书阁,那时的冯泽芳早已经功成名就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南京农业
大学一级教授,不说别的,就这两个头衔就足以让冯泽芳一辈衣食无忧地过比平常人富足得多的多的日子;若再论人生
理想和
追求,冯泽芳也已经极顶了,可以说在棉花界已无人可比了。
按我们现在人的理解,无论是论年龄、论资历、论威望,冯泽芳都该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睡大觉了,
孔子读书阁,你说他还要跑到穷乡僻壤的安阳做什么呢?偏偏58岁的冯泽芳、偏偏功成名就的冯泽芳就来了。不仅来了,而且还在这里命丧黄泉,最后连一抷骨灰也没找到,
孔子读书阁。除了一位知识分子的
责任和使命外,你还能说他是为了什么呢?这,就是一位科研工
作者的
情怀和抱负啊!
也许安阳这个地方应该不能算太偏僻,是个千年古都,并且在京广线上,距北京也就1千里地。关键是中国棉花研究所不在安阳市,而是在安阳市所属的安阳县白壁镇的大寒村,这个地方就有点偏了。它位于安阳市的东部,距白壁镇还有3里多路,距安阳有50多里,
金霏读书阁。想想吧,1958年的白壁镇就应该是一个什么也不会有的荒凉小镇,更何况是大寒村了。
只要采访中棉所第一批来大寒村的职工,他们谈起来当时的条件均是大同小异:吃没吃的,住没住的,
树海读书阁,买东西没商店,得跑到3里多地以外的白壁镇。那时候的3里多地可不是现在的柏油马路,也不是现在以汽车作为代步工具,一脚油门就到了的,
金霏读书阁。那时的路是土路,不仅坑洼不平,而且旱天尘土飞扬,雨天泥宁不堪,代步没有工具,多是依靠双腿,自行车就算是那个
时代了不起的奢侈品了。菜和粮除供应外,靠自己种点还能解决问题,最难的是如何搞科学研究的问题,无书可读,没资料可查,整个环境是闭塞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无疑于断粮断炊。
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冯泽芳担起了筹建中国棉花研究所的重任。当时已经年近六旬的冯泽芳还患有糖尿病,在那种缺医少药的环境中,不知道冯泽芳是如何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的?要知道当时的冯泽芳每月工资就已经拿到300多块了,那可是个钞票还在论毛数的时代,300多块是许多人梦中都不会做到的数字啊。但有钱又能怎样呢?那是个钱没有票据重要的年代,冯泽芳和大家一样,照样得忍受着生活条件的艰苦和
精神生活的困乏。
想想冯泽芳,你就会觉得使命和责任感在那批人心中有多重的份量了。
一说冯泽芳,就不由得使我想起有关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的话题来。什么是责任呢?牛津大学的礼堂是这所大学的标志,设计师在设计横梁时,用的是生长缓慢又奇缺的橡木。怕后人找不到替代品,早在设计礼堂时,设计师就已经派人种下了橡树。350年过去了,当礼堂真需要橡木横梁时,橡树就长在那里。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责任!350年过去了,设计师的墓园早已荒芜,但设计师的职责仍还没有结束。
若将冯泽芳当时的所作所为放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如果没有一种担当意识,冯泽芳就不必
离开南京到安阳来。如果没有一种责任,冯泽芳又怎么可能去承受那样的冤屈和苦楚呢?
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史怀哲,在获得行医证和医学博士学位后,到非洲去建麻风病院,为非洲人民治病,一去就是数十年。如果仅仅是为了谋求高薪,他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人生抉择呢?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也是一样,一种责任和担当驱使他把人生理想融入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业之中。当他们钻进实验室的时候,他们的人生早已丢掉了名利的琐屑纠缠,而忘情于科学之美。他们从容淡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能够尽精微而致广大,如翱翔于九天之外的鲲鹏。这是一种高度专注,高度忘我因而也是高度自在的人生境界!这是一种能够飞得高、走得远的行进姿态。
像大
自然有崇山峻岭一样,
人类也有自己的高峰,就是
那些勇于承担人类使命,担负社会责任的
英雄圣哲,他们是史怀哲,是爱因斯坦,是居里夫人,我觉得冯泽芳也应该算一个。
与那些个科学巨人相比,我们活在当下的人真该感到惭愧。我们“理直气壮”地讲利己,若有人讲利人就被斥为虚伪;我们“赤裸裸地”讲崇拜物质,若有人讲精神追求就被斥为虚伪;我们“高谈阔论”地讲
现实,若有人谈理想就被斥为虚伪;任意解构英雄,践踏崇高,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我们的时尚和高大。
也许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原本就是吃五谷杂粮,放熏天臭屁的普通人,不具备科学家的情怀,至少我们也应该心向往之,脱脱俗气。
文天祥临终的绝笔遗言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无论
历史跨越多
少年,社会发展多少代,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铭记,深思。也许我们做不了文天祥,不妨就学学冯泽芳吧。(2015年7月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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